她又一次偷偷地步行近百里到了旗镇。她求车场的司机,要搭车回北京去。热心的卡车司机一口答应,听说没有介绍信,又答应让她在车场值班室过夜,她的心总算踏实下来。却不料那人面兽心的司机晚上到了值班室,说要交个朋友并随手关了灯。她尖叫着扬手打了那司机一个耳光。
一回到北京,她就早产了,没几天那孩子便夭折了。那年春节一过,她就急匆匆地赶回大队,直奔白音陶勒盖山,爬上高高的山顶,坐在山顶的积雪上,很久很久……她想念儿子,她把失去儿子的悲哀倾诉给大山。她只觉得,她和这大山和这草原永远生生死死不可分离了。
回到知青包,她总是呆坐着,机械地一块一块地往炉子里添加牛粪,燃烧的火焰映照着她忧伤的脸,她总是说;“当初怎么就给儿子起名叫春节呢?他真地给截回去了。”听了她那木讷讷的话,我们心里也都一片凄苦,禁不住泪流满面。20年后我问她,她经受过的一切父母知道么?她摇了摇头。我们这代人的插队生活,当初我们的父母不了解,更不消说自己的子女了。
在草原生活了数年,我调到锡林浩特。我常常在傍晚独自沿着通往机场的小路散步,思念队里的牧民和知青。那一天也是黄昏时分,我走到一群席地而坐的砸石头的妇女身旁,感叹她们用柔软的双手把坚硬的巨石砸成碎块,感叹草原的新路就出自这些被叫作“盲流”的女人们的手。忽然,在人群中我认出了她,看见了尘灰蒙蒙的头巾下的她的眼睛。刚才的对于劳动创造世界的感慨,对于夕阳余辉,铿锵的敲打声响的美好感觉顿时荡然无存。看见她风尘仆仆地混迹其中,我不禁热泪满面。她用粗糙有力的手攥住我的双手,对我说:“不要这样!”
她拉我去了她家,她的丈夫已抽调到盟里当工人,因为能干,连年被评为五好工人。他俩终于登记结婚,成了合法夫妻。那时她在盟里既无工作又无户口,每天去砸石头,活得十分艰辛。她的家就在大路旁,因为地势低洼,抬眼从窗户只看见路边小树的下部。
屋子虽小却很温暖,自制的镜框里挂着一幅很美的风景画。那天在她家喝了许多酒,红的葡萄绿的青梅掺和在一块,格外醉人。她流着泪唱起《敖包相会》,那首她恋爱之初不离口的歌儿,“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哟,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……”那歌声超越了她恋爱之初的欢快和优美,使人感到她不是在唱恋歌,而在倾诉那融进了生活的心声。
很多年以后,她离开了草原,到了一个北方城市。她写信给我,谈到过去,她说:“牧民相信了流言;但我不怨恨他们,我不怨恨草原,相反,我想念那儿,我爱他们。好像,我和那儿早就融为一体了。”(完)